这无疑是历史性的一刻。在美国费城揭晓的2026年菲尔兹奖四位获奖者中，中国籍学者王虹、邓煜双双在列。这是中国大陆本科培养的中国籍数学家，首次获得这项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。
但越是此刻，越需要冷静和客观。
笔者首先看到的是合作。就职于纽约大学/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王虹与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约书亚·扎尔合作，完成了对三维挂谷猜想的突破性证明；芝加哥大学教授邓煜则与密歇根大学教授扎赫尔·哈尼、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青年学者马骁合作，取得了“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”的突破性成果。
在现代基础数学的最前沿，开放合作是孕育重大突破的土壤。邓煜曾告诉笔者，他大部分的数学研究是和别人一起合作，有些最初不成立的关键思路，就是在讨论中逐渐完善的。菲尔兹奖获得者考切尔·比尔卡尔也曾提到，近20年来，数学家的合作越来越多，大部分数学家的论文是2到4人一起完成的。
然而，合作是方法论层面的共性，它并不能抹平各国在数学实力上的结构性差异。
学界公认的美、法、英、俄等传统数学强国，其核心优势在于自成体系、代际传承、全域覆盖的学术生态。这些国家拥有成熟的本土学派，在数学的各个主要分支持续产出原创成果，能够自主开辟前沿研究方向、定义全球学术议题。对它们而言，跨国合作是锦上添花的延伸，而非顶尖成果诞生的必要依托。美国、法国的菲尔兹奖得主数量居全球前列，数十年稳定批量产出顶尖学者，形成了可自我迭代、持续繁荣的学科体系。
纵观菲尔兹奖90年获奖名单，历史早已给出清晰答案：单点顶级突破，从来不等于学科整体强盛。越南、伊朗等国都诞生过菲尔兹奖得主，但学界从未将这些国家定义为数学强国。原因很简单：个别天才可以跨越环境、实现突围，但一个国家的学科强盛，必须依靠体系、生态与人才厚度的整体支撑。
厘清了这两类参照系，中国所处的位置便清晰起来：我们既不再是只能仰望的旁观者，也远未抵达可以自我迭代、全域覆盖的成熟阶段，而是正处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体系化成长的关键爬坡期。王虹和邓煜的获奖，是这个爬坡期一个醒目的路标。它告诉我们，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具备冲击顶尖的实力；但它同样提醒我们，还有漫长的体系化建设之路要走。
这也让我们得以聚焦一个更为根本的命题：中国基础研究的土壤，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？
两个多月前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时强调，“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，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。”近年来，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2025年，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首次突破7%，增长到2778亿元。持续的政策倾斜与经费投入，正在为基础学科生长筑牢根基，也为顶尖青年人才的培育浇灌丰厚沃土。
笔者想起一个颇受关注的预判——半年前，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在上海举行，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“我可以骄傲地说，未来5到10年中国将成为数学强国。”
丘成桐的判断，是基于中国数学人才梯队整体成长、学科建设持续进步的正向期许。一个人口大国要成为公认的“数学强国”，不仅需要金字塔尖的明星，更需要数学研究生态的厚度——从一流的数学基础教育，到能够吸引并留住世界级人才的科研环境，再到数学各主要分支都能持续产出有影响的原创性成果。
这是一场长跑，现在有了一个精彩的加速，但前路依然漫长。正视合作底色、认清体系差距、笃定长期深耕的心态，才是对这份荣誉最好的诠释。（黄海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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